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

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那到底是什麽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

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

你叫他們做什麽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爲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

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人來說，“犧牲”是個

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

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著國民黨漂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著”國民黨去台湾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湾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部隊”，指數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湾被人喝罵，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九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內完成任務，并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毀，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爲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湾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的戰犯。對著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湾人，你又該說什麽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再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得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什麽？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爲什麽除了離鄉的台湾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還要加入這麼多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麽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樸素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湾今天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蒂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Mourning,Politics) 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時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個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為（人之為人）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